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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會抵抗網絡監控
2015-04-02
  • 大規模蒐集網絡資訊和截取通訊的性質其實並無二致。
  • 網絡監控從來都是政治問題。

 

上星期我前往馬尼拉參與關注互聯網資訊自由的RightsCon高峰會,其中一個講座由”Ranking Digital Rights” 報告工作,根據保障人權、表達自由和私隱將互聯網及電訊公司評分和排名。這種排名的確可以透過公眾壓力令企業提高在保障用戶權益方面的透明度。

各個國家的政府向互聯網服務供應商索取用戶資料和要求移除內容的次數越來越多,不少國際科技公司都會公布這些要求的統計,但香港互聯網和電訊商甚少會公佈。保障用戶權益的成本雖然高,但是若要面對政府的監管,成本豈不是更高?其實後者對企業更不利。新創公司靈活性高,定位於突出保障用戶權益更能與大企業形成對比,從新型社交網絡Ello提出私隱宣言可見一斑。

高峰會其中一個焦點是後斯諾登的政府監察互聯網問題。 其實本港有《截取通訊及監察條例》規管由公職人員進行的截取通訊行為,所以要合法地做到現實版的『竊聽風雲』並不容易。但互聯網的設計上本質就是存儲和轉發(store and forward),資料在網上發佈後通通立此存照。即使不是在發送一刻截取,大規模蒐集網絡資訊和截取通訊的性質其實並無二致。我們是否要需要考慮立法規管公職人員或其他人士監控網絡?如截取即時通訊應用程式的訊息、電郵和其他私人通訊,除公職人員外的人士是否亦應納入監管?

網絡監控從來都是政治問題。亞洲各國都有類似趨勢:在韓國,有當地手機即時通訊應用因為向政府洩露用戶資料,導致短時間內大量用戶流失;在巴基斯坦連資料加密都屬非法,巴國政府更高調向中國購買防火牆技術,卻不公開買了甚麼、作用為何。

在香港「公共安全」的界定越來越含糊,成為侵犯公民權利的理由。高峰會上來自印度講者Anya說得好:「當關乎政治表達權利,我們不應太過相信政府。」

Office Of Hon. Charles Mok, Legislative Councillor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