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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是香港警民的共同敵人?(信報「專業為公」專欄)
2014-10-20

上周五晚警方「成功清場」後不夠一天,「旺角黑夜」再次出現,爆發了這星期最大規模的警民衝突。周六早上,警務處處長曾偉雄終於現身,但短短宣讀了譴責聲明便轉身離去;反之,前高級助理處長鄧厚江則高調為警隊代言,接受電視台訪問宣揚他的「香港進入反智周期」論。

他的言論令我思考,到底在佔領運動激化之下,警民之間是否真的對立?我們的共同敵人是誰?

鄧厚江認為,部分法律學者和立法者提倡違法,而違法者卻要求警方的保護,反映香港「已進入反智周期」,因為這些人漠視法治,感性代替理性。鄧先生表示對政治制度中立,但香港最重要是保障法治,並認為公民抗命只是美化的違法行為,沒有理論基礎。

我不認識鄧先生,但看他的態度誠懇;言而由衷。不過,話雖然好聽,可惜從言談之間可以看出他只不過是在軟性推銷警方的鐵腕手段。

為政權護航警民關係更緊張「反智」一詞可以是隱晦地說別人「蠢」,或者在沒有知識或理論基礎下就相信或反對某些理念。弔詭的是,後者的定義同樣適用於鄧先生的「反智論」。

鄧先生反對佔領運動的理由,千遍一律都是指佔領違法、公民抗命影響他人等,但他更語出驚人:「為什麼要由學者來控制社會發展,為什麼黑社會不可以控制社會發展?」實在叫人費解。他認為,上一代示威組織者比較「有得傾」;

不過,今次不少站在前線的新一代行動者,處處展示他們對過去30年民主運動未見成果的不滿。

警隊中的敵我思維和自我感覺良好,把示威者通通視作犯罪分子,猶如「替天行道」,人權意識卻極為薄弱。隨着警方的建制形象更深入民心,當政府的誠信和管治能力都破產時,警民關係難免對立。

鄧先生可以主觀地對公民抗命理論全盤否定,但公民抗命由眾多法律學者、思想家和行動者長時間而廣泛地實踐、累計所得的理論和經驗,正正是佔領運動「社會公義為本」的公民抗命理論的基礎。

只要對政治學和法律稍有研究,都知道法治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程序公義、保障個人權利、和與「人治」相對的概念等。法治是怎樣看待法律,而守法卻是公民的責任和行為,是兩個不同的層次,我難以同意鄧先生的理解。

化解衝突須由政制入手

相信社會當前的共識是停止警民衝突。但到底警民關係緊張如何化解?鄧先生認為只要示威停止就可以解決,但解鈴還須繫鈴人,遏抑民意難道問題就會自然消失?我認為,政治問題必須以政治解決,繼續武力鎮壓的後果只會催生更大的反彈,對社會沒有好處。

我憂慮警方被梁振英政府用來處理政治問題而不自知,令前線警員左右做人難。周六,曾偉雄向記者發言時問:「若警方以後難以執法,誰得益?誰受害?」短期香港的鷹派可以引進更鐵腕的法律和鎮壓手段,而香港人,你和我,長遠只會受害。

近日網上傳出旺角清場是由一位警員有耐性地對待示威者,一句「大家都是香港人」,道出大家的心聲。警民不應對立,因為高壓、暴力的政權才是我們共同敵人。

作者為立法會議員

莫乃光

Office Of Hon. Charles Mok, Legislative Councillor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