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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privacy must be protected at all costs (Column on HKEJ, Chinese version only)
2017-11-01

今時今日,我們生活所有方面的數碼記錄、個人私隱都儲存在智能手機等電子裝置內:聯絡人資料、每天日程、個人照片、與別人的訊息內容、通話記錄、瀏覽記錄、社交網絡甚至地圖定位資料。基本上只要把手機或平板電腦解鎖,機主的人生可謂無所遁形。

 

個人私隱受到國際人權法及香港法例保障。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和《香港人權法案》第14條保障市民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無理或非法侵擾,《基本法》第30條保障香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然而隨科技進步及智能電話普及,實際上又是否如此?

 

沒收電話成慣例 警方濫權侵犯私隱

 

2014年七一遊行後,警方以違反不反對通知書為由,登門拘捕時任民間人權陣線五名社運人士並沒收手機。五人認為認為智能電話儲存大量私隱,警方以「調查」為名沒收手機,屬不合比例地侵犯市民的私隱權。領頭車司機岑永根提出司法覆核。

 

上週高等法院就此案頒下判辭,裁定除緊急情況外,警方必須先獲得搜查令,才可查閱被捕人士手機或其他電子通訊器材內的數碼資料,但同時裁定警方做法未違憲。判決再次引起社會關注,警方處理受調查人士的智能電話私隱時,有否尊重市民的私隱和人權?

 

從近年事例可見,警方在調查時沒收電話和威逼當事人交出密碼已成習慣。暗角七警毆打案審訊時,曾健超在庭上作供稱當日警員要求他提供手機開鎖密碼被拒後,便曾討論強行『夾』他的手指解鎖,他更被警員掌摑。在西貢亞視前廠房搜出懷疑爆炸品案和2014年新界東北發展撥款示威的被捕者亦有相同的指控。

 

根據《警隊條例》第50(6)條,任何人被捕後,警員合理地懷疑一些物品對調查有價值,可在未有搜查令的情況下,搜查並取去物品。有人權組織指出,現時警方對查看被捕人士電子產品(如智能電話)私隱的做法無具體指引,電子產品內涉及被捕人士以外的第三方私隱,警方隨意查看並沒有法律基礎。

 

在性質嚴重的罪案調查中,電子裝置內的資訊固然對執法工作甚為關鍵。現時警方檢取及檢驗手提電話作罪案調查用途的做法及程序必須檢討,同時應平衡對私隱和人權的保障。筆者認為,警方可查閱受調查對象手機內容的「緊急情況」必須清晰界定。除了必須要申請搜查令外,亦應訂出審批搜證所須的合理懷疑,才可沒收或解鎖手機,以免繼續出現警方濫權。

 

法例須修訂 限制執法機關權限

 

不少國家的法院就智能手機涉及的私隱問題作出判決,並修改相關法律條文,限制執法人員搜證的權限,保障受調查者的私隱。美國最高法院在Riley v California 573 US(2014)案件中,曾對警方沒收被捕者的手機作出裁決。九位法官一致同意,指除非警方認為被捕者的手機可作攻擊性武器,否則沒有搜查令之下查看手機內容屬違反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的條款規定,人民有權不提供可以將他們定罪的資料,如密碼或手機PIN碼

 

美國加州在2016年把上述裁決寫入《電子通訊私隱條例》(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Privacy Act),並自2017年生效。雖然該法例不適用於對聯邦執法機關,但明確要求加州執法部門必須取得搜查令,方可取得被捕者的的電子裝置資料,包括任何在手機產生或儲存的資料,以致裝置的定位。

 

近年用身體特徵來解鎖智能手機的「生物辨析技術」(biometrics),如指紋識別、瞳孔識別等大行其道。今年蘋果推出Face ID功能,只要用戶直看手機鏡頭,通過由紅外線點投射至人臉建立3D圖像,手機就會自動解鎖。受強逼之下的人即使可以不交出密碼,卻不能隱藏自己面孔。這是否意味警方可以更容易地解鎖被捕者的手機,甚至將數據全部備份?

 

高等法院並未判定警方的行為違反《基本法》,市民亦應提高手機私隠及安全意識,應考慮開啟密碼保護手機數據,或考慮不使用指紋、聲音或臉孔等解鎖功能,以免電話在非自願情況下被解鎖。

Office Of Hon. Charles Mok, Legislative Councillor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