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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g Kong needs to step up in international engagement (Column on HKEJ, Chinese version only)
2018-09-13

筆者正隨立法會代表團在英國進行議會訪問,早前趁正式訪問未開始前便利用今次出行的機會在倫敦展開另類訪問,希望繼上個月三藩市矽谷灣區的考察後再為香港智慧城市發展取經。

智慧城市 = 數碼轉型

到埗的當天下午便先與倫敦市長辦公室的首席數碼總監(CDO)和負責倫敦智慧城市工作的官員會面,了解倫敦在智慧城市和開放數據的經驗。筆者發現原來倫敦一直到2000年才有市長一職,以往各地區各自為政,欠缺統籌,情況有如香港政府內部目前面對的問題。當地官員分享時提到實行智慧城市的關鍵在於數碼轉型(digital transformation ),而轉型比數碼更重要。然而,要轉型便少不免要改革政府部門運作。CDO坦誠其工作其實就是落實改革,與紐約市政府的前首席資訊科技官曾和筆者的一次會面中所提到的不謀而合。

會面期間,倫敦市的官員不斷強調幾個字:設計 (design)、標準 (standards)、改革(reform)。與早前在美國的觀察相若,英國政府亦非常重視用戶參與(user engagement),更進一步引入市民和企業去設計服務,例如推出 Grand Challenge活動,推動政府部門和企業以及社區團體合作,為人工智能、人口老化、能源效益、智慧出行等四大範疇制定解決方案和目標。

反觀香港,政府的數碼轉型步伐仍然緩慢,缺乏大幅度的改革,亦未有引入用戶參與,倫敦式智慧城市實在值得香港參考。

香港必須更國際化

筆者今次考察與美國之行同樣有感香港在走出國際的投放力道不足。國外對香港的創科發展認識不多,當然,有部分原因是香港的創科政策可供外國借鑑的地方少之又少。

倫敦市長辦公室的官員對新加坡政府在智慧城市投放的資源和工作讚譽有加,但卻未有提及香港。筆者接著與英國政府的國際貿易部的科技及智慧城市分部官員的另一場會面中,就更能感受香港的『邊緣化』。

與我會談的國際貿易部官員主要職責是將科技相關的英國公司帶出國際,然而對於香港吸引海外機構和人才來港發展的政策和資助計劃卻了解不多。正如筆者就十月發表的《施政報告》的意見書中提到,香港政府必須加強與國際創新社群的聯繫。

會面期間,對方不斷問及大陸政策對香港的影響,例如內地《網絡安全法》、香港有否網絡監控過濾等;亦問到為何香港不強調自己作為打進內地的落腳點的地位,就好比新加坡強調自己是東盟市場的窗口,杜拜是走入中東市場的橋樑一樣。

當香港政府過分側重與內地融合、積極宣傳大灣區發展、放棄對一國兩制的國際宣傳和香港的獨特優勢,其客觀結果,就是外國政府和創科社群對香港的認知和興趣越來越低。政府的當務之急,是要解決香港定位的問題,確保香港作為獨立關稅區和中外政經合作橋樑的獨特地位,大力吸引外國科技公司到香港投資,提升作為國際創科樞紐的吸引力。

Office Of Hon. Charles Mok, Legislative Councillor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