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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model: How can we build a Smart City? (Column on HKEJ, Chinese version only)
2018-08-20

上篇提及筆者與楊岳橋議員8月初往美國矽谷灣區交流考察,其中一個重點是與當地政府官員交流,了解他們對智慧城市發展和城市管理創新方面的經驗。

我們分別與舊金山灣區4個城市的官員交流,分別有聖荷塞(San Jose)市政府的智慧城市經理和帕洛阿爾托(Palo Alto)市政府及薩克拉門托(Sacramento)市政府的CIO等進行遙距會議,並與三藩市政府的開放數據主管深入交流。

政府部門各自為政

雖然這些城市的規模和香港有頗大差異,經過交流後卻發現他們面對的問題有不少共同點;尤其是當我們問到政府部門間各自為政,或者執行部門對創新或科技應用多是推搪,與會的官員都會心一笑。

然而,筆者留意到加州這幾個市政府在推動智慧城市發展時,在管理、執行和領導方式都明顯跟香港有分別。

加州這些城市政府非常注重建立共識,亦獲得市長大力支持。香港政府高層同樣支持智慧城市,但薩克拉門托市政府在分享中強調他們進行大規模、多次與不同群體的討論,包括政府、業界、學界和市民;聖荷塞市政府為了開展社區參與,設立由公眾募集意念的網上平台;帕洛阿爾托的面積和人口都較少,被譽為矽谷發源地,是大量科技企業的集中地,雖有市民的平均科技意識和水平較高,但仍然強調多方合作的重要。

第二個觀察到的共通點是,智慧城市要解決的最迫切問題和定義明確目標。為了達致共識,三藩市灣區的市政府就訂出關鍵績效指標(KPI);聖荷塞市提出五大目標:共融、安全、容易使用、示範作用和可持續。當地人口由種族至語言都極為多元化,收入差距近年開始成為社會關注點,因此非常強調共融的重要性;帕洛阿爾托市則最重視環保,訂出進取的目標,要於2030年達到從199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降低八成。

流於為測試而測試

第三個共通點是,這些市政府都積極吸引科技企業進駐、合作和作測試項目。薩克拉門托和聖荷塞市提到吸引電訊公司合作,爭取成為美國5G的先導城市;香港的5G發展近期面對的頻譜爭議,與這些美國市級政府無關,因為聯邦政府已經完成頻譜規劃,他們集中協助電訊商建立基站增加覆蓋。反觀香港,除了仍有待解決的頻譜問題,更未有實際行動協助電訊商解決現時平均30個月才能申請在政府設施安裝基站。

第四個共通點是,這些政府和香港一樣大力推動發展智慧出行。問題是如何落實?香港期望成為國際創科中心,但在發展自動車技術方面大大落後,測試和應用之路仍十分漫長。尤其是協助解決市民出行時接駁與公共運輸的「最後一哩」不足問題,香港計劃在科學園內劃出小小區測試技術,但其實沒有考慮在實際交通發展中,利用自動駕駛技術可以解決現實問題?於是,測試就只流於為測試而測試。

至於開放數據方面,如何在政府內部得到支持?薩克拉門托市政府的CIO說,建立其說服力的理據,對市民的裨益尤其關鍵。加州似乎在這方面特別進取,訂立出除了個人或敏感資料外,所有數據都應開放的原則。香港政府的開放數據政策仍未公布,但亦應參考這個方向,並實際上對部門提供更多資源和具體目標。

會面中帕洛阿爾托官員示範了名為「Palo Alto 311」的程式(類似香港1823),讓市民向政府提出投訴或建議,並可以實時跟蹤政府處理的狀況。該市政府也有聚合不同數據的dashboard,方便追蹤整體個案的分布。相比我們的”1823 Online” app,功能仍只限於網上表格之流。

三藩市灣區官員多次提及借鑑星洲在自動駕駛測試、開放數據方面進取的態度,而在面對官僚主義的挑戰時,銳意從私人企業多聘請一些年輕科技人才,這做法與新加坡不謀而合,甚至從大型企業和一流大學透過fellowship program「交換實習生」,衝擊公務員慣常做事方法,引入新思維和技術。

與香港比較,這裏的智慧城市計劃重社區參與、建立共識,解決問題。香港的智慧城市發展標榜功能和數量,能否營造創新的氛圍,為市民解決迫切問題?值得我們深思。

Office Of Hon. Charles Mok, Legislative Councillor (IT)